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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庵 罗 先 生 集 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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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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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学之进，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学至能立，宁复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谓理之是非晓然在人心者也。学术之是非，疑似两在，其端极微而不可辨。吾皆原其见之所由来，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无俟乎比拟校量、推测亿度之劳，信非圣人之智，弗能照矣。 儒者指释氏，莫不曰异端异端，及考其故，则弃伦理，遗事物，二者其大也。夫圣人立中国生民之命，设名教以绝祸乱之源，莫大于明物而察伦，而释氏顾遗弃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奔驰，岂俟圣人而后见哉！不必圣人而后见，则是二者，决非端绪所在，审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见其萼也，于种辨矣。如使桃种而李萼，人孰不以为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尝异，其少异者，乃其假权显真承传之流弊，非实然也。而善于融会，又阴用其所长，若以为兼收而不害者。盖乐其简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虽依托名教，而内实决裂以从己。问其所传，则曰吾圣人之学固如是，盖高明之士之所喜趋，而前所指异端云者，不过习其常谈，未有察其所以然也。 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圣人不以为病，而不为生死之所拘，故能与世同其好恶。而为佛之说者，首欲脱之，惟其首欲脱之，不见所谓生与死也，纵横善变，不可穷诘，若超无始而睹鸿蒙。为吾儒者习而不察，既不能远窥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骤闻其妙，又往往易于受变而助之主，有非区区议论所遽能胜。 然则释氏端绪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盖必有见于千里之谬始于毫厘，夫是之谓异端。然历千有余年以来，止以弃伦理、遗事物为释之谬，而毫厘之间，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圣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独觉其进也。 中 夫子尝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贤不肖之过不及者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谓其不明不行可也，比其等于贤智之过，不已甚乎？已而曰：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而不及贤智，又何与卑近而恶高明也？岂所谓百姓日用者即所谓道，而索隐行怪固其所必弗为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间而常若未能，固未尝远人为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尽其有余，行不敢不勉其不足，盖其视己果无以甚异于愚与不肖，其相异者，特学与不学焉耳。 释氏则不然。彼其下陋尘世，名为五浊，而赞自性本觉，圆融净妙，至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独尊。”夫独尊其身而浊视尘世，又何有于愚不肖哉！愚不肖者无论矣，彼视圣人，宜亦有甚不屑者。 何以明之？圣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因其材也。彼则有一众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圣人之与人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欲其称也。彼则无有冤亲，恩仇平等，又何大乎？圣人之急人也，由己溺之、由己饥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则割截支体，行于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者，圣人岂谓弗能哉？道不远人，人情大远，即不敢矫强为之先，而易知易从，夫人皆可学而至，是乃所谓中庸也。譬之于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虚善覆而不能持载，亦何以成容保之功？圣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履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该，圣人之天也。彼释氏者达上而不根于下，周远而不详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轻为难能而不切日用，极其阐扬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可【以】思议尽，不可以修证得，不可以权实显，非大智能、大神力，则秘而不传，何太高也！惟其太高，故卒不可以语圣人不敢之心。惟无是心，夫然后张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业祗畏之真一无所动，揆之《中庸》，非过欤？ 卿云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资生。资生之常，固无踰于风雨也。玉髓赤芝，非不异也，而不可以疗饥。疗饥之常，固无踰于五谷也。数月而无风雨则灾，数日而无五谷则馁，数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耀，人不为病。是故隆古之治，奇邪必斥。圣人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释之得失辨矣。 善乎先儒之言曰：儒为大公，佛为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谓其不能同人而处己诚太高也。又曰：佛氏无实。夫无实者，非谓言之伪诞也，谓其过高不益于实用也。夫卑近之失易指，高明之病难攻，自非圣人，孰知贤智之为过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鲜能、索隐行怪必有述于后世而莫与择者，谓其弥近乱真，似是而非故也。 下 记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夫身毒之国，处中国之西，得金气之专者也。其民刚梗暴烈，健斗喜杀，淫湎贪盗而无纪度。然重信好洁，嗜音乐而少机智。此可以计诱，不可以力挟也。故释氏多方设科调伏之，于是为之慈忍以消其忿，为之澹素以坚其性，为之戒律以摄其欲，为之果报回轮之说以恐怖其愚，为之苦空寂乐上乘之门以安其上智，为之髡缁游戏以和其俗，为之偈咒赞呗以畅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阴以为利，使之听顺而不疑。故列子谓之西方之圣人，盖谓其不以刑宪法制而人自不乱，甚异之也。 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东西之必不可易，犹南北之不相谋也。夫南北之极，或祝发而裸，或鞨巾而裘，辄沭之食子，仪渠之焚亲，其得之若素习，其从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国，情变百出，谗说殄行，寇攘奸宄，自尧舜之世已不能恭默无为而化，乃欲诵习西方之教，比于圣道以行于伦理事物之间，不亦谬乎！岂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内，父祖子孙所遇之时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强者，三皇之于后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国之始道也。譬之父母于乳哺也，诃禁提撕，一无所用，何则？彼其知识固未开也。老庄之学，实远宗之。杨氏出于老，而墨氏近于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异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后世，不至于荡而无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则然，守三皇之治不知变者为之也。 虽然，学吾儒者，亦有异端否乎？其或近于杨墨释老，抑亦杨墨释老固有耻而不为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杨墨释老之独非？虽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儒者之学，固治中国之绳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言绳墨诚审，又其所已试也。呜呼！彼于夷尹犹有辨矣，况又出于异端，且非中国之人，其不见斥于孟氏者几希。斥于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呜呼！此学术是非所以必俟圣人而后不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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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6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