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清入仕之路

【明】丘濬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焉。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虖？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衒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

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諌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

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

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陈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

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

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

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议，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弘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

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 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

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缠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

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己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

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

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莅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

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

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肴，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

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监生之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其它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