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学中的差遣历事法

题记：本文节自拙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差遣、历事做法的变动，与明中央政府对监生数量的控制密切相关。而对监生数量的控制，又与明中央政府部门的人员变动有关。所以太学的差遣、历事方法，不仅仅关涉对太学生能力的训练，而且也反映出其他的一些问题。今刊于此，愿与同好者共商之。

差遣和历事，严格地说来，并不提供监生的真正出路，它只不过是监生在获得正式的做官资格前的预备工作。其中差遣是国家临时有事，差派监生协助办理；历事是国学选派学生到京城各衙门处理一定的事务，属于“挂职锻炼”。二者是互不相同的两件事。

1、差遣历事的变化

派遣监生办事或历事，在明初就开始了。据记载：洪武七年十一月，赐诸司历事监生文绮衣；洪武八年七月，又诏国子生于诸司历事有未娶者，赐钱婚聘。[i] 以此可见，国子生历事的做法，在洪武七年以前就已经不是个别的事例了。《明太祖实录》卷九四称：

上以儒生专习书史，未谙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为猾吏所侮，乃命于诸司习吏事。

从这条材料看，选用国子生到中央各部门历练政事，其实是为了让他们熟悉未来工作中的某些事务，以防止将来真正做官时，因不熟悉工作要领而被下属所欺。因此，历事的做法，虽然客观上提高了国子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但在更多的方面，却是与国家意图通过未来的官僚进行统治的思想密不可分。

与这种历事有所不同，明初也还派遣一些国学学生外出办事。如洪武九年浙江水灾，乃派遣国子生田龄等往查看。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征收商税未达到额定数量，乃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前往核实。[ii]此外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遣国子生钟必兴等14人巡视山东流民。[iii]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国子监生解奎等43人于在京各卫讲说《武臣大诰》。[iv]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遣监生潘文等170人，偕历事官王克敬等分往各布政司，考校诸司案牍。[v]洪武二十七年八月，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vi] 凡此之类，在《明太祖实录》和《南雍志》中还可以找出一些。这类派遣，一般时间很短，事完后回监继续肄业。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命吏部选国子生年30以上者，分拨在京各衙门历练政事，每月给米一石。[vii]历事三个月后，由所在部门进行考核，分勤谨、平常、才力不及、奸懒等引奏。凡勤谨者，送吏部上选簿，仍令历事，等到有官阙时，以次取用；考核平常的人，再历；才力不及者，送监读书；奸懒者充吏。建文二年，修订《监生历事考核法》，规定：历事各衙门者，以一年为期，由所在部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者，不拘官格予以任用。中等、下等者，再历事一年，若再考上等，则依上等用；若考核为中等，则不拘品级，随材任用；考下等者，回监读书。

据记载，当时各衙门历事监生，主要是协助该部门处理政务，所以责任较重。这类工作，后来被称为“正历”。与此略有不同的是派往内府及各衙门办事、写本等差，主要工作是“誊写奏本，查理文册，稽算数目”，所以后来称此为“杂历”，这类学生通常称为办事监生。杂历一般半年轮换一次。历事监生在历事结束后上选簿，通称听选监生。洪武年间，听选监生一般在三个月后就可以授官。永乐初年，因官阙减少，历事监生有一年以后仍未授官的。永乐二年，有内府办事监生，半年后就得到官职，于是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奏请将内府办事监生，在办事结束后，仍回监进学，依次历事出身。这个建议，得到了明成祖的批准。所以办事监生，通常是不能直接停选的。

北京建立后，南京的事务相对减少，这一点，在监生历事上也有突出反映。明宣宗即位时，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门，就因此而裁减了历事监生50人。于是在宣德元年五月，监生秦和等47人就因各衙门裁减历事人数而返回太学。

裁减历事人数，本来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但它却给国子监的学生出路带来了重大影响。由于国子监生的直接出路并不多，所以历事听选乃是他们走上仕途的主要希望，而历事人数的减少，无疑给希求借助历事出身的学生当头一棒。因此，到宣德初年，南京国子监中的监生，就已经有人年老不堪任用了。

为此，宣德二年十月，巡按监察御史何文渊请求查勘两监监生入监年月，循次相兼取拨。这一建议，最后以选取南监200人转入北监而告终。宣德三年，在南监司业陈敬宗的建议下，各衙门的办事办事半年后，即需回监肄业。次年二月，行在礼部奏请订立办事、历事人员的资格、期限，规定凡在京各衙门需要书写奏本、算计数目的人员，则照旧送拨；若办事和差使出外，则优先考虑在监年久的学生，其他人则依次拨用。而当时已经数次沙汰年老的监生，所以这一建议，多少对那些年龄渐长的学生是有益处的。

宣德九年十一月，明宣宗再令清理文职贴黄的监生，凡入监十年以上者，均照历事出身。这条命令，开始将作为长差的清黄，纳入与历事同等的出路当中。宣德十年正月明英宗即位后，凡事皆从节省，所以两京监生除收钞及清理军伍贴黄者外，其余均放回原籍读书。这年七月，明英宗亦令清理军制军职贴黄监生，照清理文职贴黄监生例出身，又赋予清理军职贴黄以与历事同等的待遇。正统元年，因清黄完毕，但武官诰命多未写给，所以行在兵部又奏请在南北二监中，选取擅长书法的监生88人送行在。并规定三年满日，比照历事监生出身。自此之后，写诰也就成了监生获得差遣的内容之一。

监生拨历，通常以入监年月为先后顺序。既然如此，则先入监者自然近水楼台。亦因如此，那些无志于学的人往往钻此空子。为堵塞漏洞，正统三年，南监祭酒陈敬宗奏准以实坐班月日浅深为次拨历，凡给假回家而违限不复监的，自给假之日起，全作虚旷处理。正统五年，作为对前条命令的进一步补充，规定：三法司写本、分巡一年出身者，在应该历事的监生内取用；兵部、户部、清军、写诰、天财库办事三年出身者，于入监五年的监生内取用。印绶监清黄、续黄三年、仍历事二年共五年出身者，于入监三年的监生内取用。

以坐班时间长短而定拨历顺序，虽然可以补救以入监先后循序拨历的弊病，但如何计算坐班的时日，却是一个大问题。原因就是，在那以前，凡是省亲、丁忧等返回家乡的，这一段时间仍作坐班月日。而这一点，又使人有空可钻。为此，正统七年，北监祭酒李时勉奏请将省亲、丁忧月日俱不作坐班。故此之后，凡省亲、丁忧、送子、养病、送丧等给假者，在家的日子，均作虚旷。但凡事各有利弊，省亲、丁忧，人伦大节，若作虚旷，显然不孚众情，于是正统八年，又将前项措施改为：凡未超假者，均不作虚旷；托故超期者，即便有地方上出具的证明，也不准不作虚旷。[viii]

以坐班时间长短而定拨历顺序，到景泰年间又经历了一次考验。由于将大批学生放回家乡依亲，在监监生人少，所以坐堂的学生中，已经难寻年深的监生。于是景泰四年，在北监祭酒王恂的请求下，令监生坐堂五年者，办事、历事二年出身；坐堂四年者，办事、历事三年出身；坐堂三年者，办事、历事四年出身；坐堂一年二年者，只令办事，不许历事出身。实际上，凡通过办事、历事出身者，包括坐堂、办事、历事时间在内，前后至少需要七年。

与此同时，由于在监监生人少，所以历事时间无法太短，否则监生人数就不够拨历。故此，景泰四年，又修改了监生历事、办事的时间：正历一年三个月，写本一年，长差三年。[ix] 把正历由原来的三个月而增加到一年三个月，实际上是把原来每年可以拨历出身的人数，减少了4/5。以此可见，当时在监监生的人数，应是极其有限的。

也就在这一年，为规范拨历，令北京国子监刊置格眼红单，每季给予学生，亲自填写年龄、籍贯及入监、复监年月，并写明实坐班时日、复监路上所用日期。复监所用的时间，算作实际坐班的时间之内，不作虚旷。依据此单，按前后顺序拨历。[x]

虽然前后救弊措施层出不穷，但却没有一个没有空隙。天顺二年，为确切把握监生在监、在家情况，为拨历提供依据，令国子监六堂各置通知文簿一扇，附写监生年甲、籍贯并到监日期，后遇丁忧、省祭等项，亦各附写。如有患病等项事情，则写清虚旷若干月日、实坐堂若干月日，凭此查考拨历。[xi]天顺三年，针对监生中在家丁忧，往往父母连续去世，其丁忧因未超期，所以依然作坐堂月日，故复监之后，往往可以先获拨历，以致众人不平。为此，又令丁忧复班监生，坐堂或办事半年，方许拨历。

天顺六年，由于监生人数大增，为疏通壅滞，乃令减历。凡历事监生三个月考勤后，再历九个月，前后共一年，比景泰四年所定少了三个月；写本者亦以一年为满。照此计算，正历减少了三个月，即把原来每年拨历出身的人数，增加了1/4。[xii]

天顺八年明宪宗即位，鉴于监生积滞数多，乃下令再减历数，把正历减作六个月，写本减为八个月，长差减为一年六个月。[xiii]以正历计算，则无异于将原来每年拨历出身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到了成化六年，由于在监监生人数再度下降，而整顿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也被提出，于是在吏部的建议下，明宪宗令将天顺八年和成化元年放回依亲的监生行取复监，而将成化三年以后监生，不管新收、旧管，一律坐堂肄业。而拨历一事，则正历、写本照依天顺六年事例进行。成化七年，又将正历减少了两个月。之后在成化十一年，又临时将正历改作六个月，写本改作八个月，而凡例该一年半的，则一律改作一年。[xiv]

经过了成化年间二十余年的调整，到弘治初年，在监的国子监生人数又开始“入不敷出”。弘治八年五月，北监祭酒林瀚增开科、贡，并变动拨历法。于是礼部定议：从弘治九年始，正历监生在三个月考勤后，仍需再历一年，总共一年三个月；其余写本为一年，清黄、写诰、清军、清匠均三年。[xv]

历事时间的延长，也等于坐监监生坐堂肄业时间的延长，因而上述修改，多少也可以改善国子监的教学质量。故礼部的上奏中，就以“庶诸生坐监稍久，各司差拨不缺，不惟监学旧制可复，而仕途亦不至壅滞”，作为这次更动拨历法的基本理由。而这种想法，显然也是当时国学教育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弘治十一年，令监生依亲、水程（路程），俱不计算在实坐堂时间之内，而拨历只依据食粮月日的长短循序取拨。[xvi]由于“食粮”（监生支取馔粮）的日月只依据监生坐不坐监决定，所以以食粮日期作为拨历的依据，其实是把监生实际肄业的时间，当作了他们获得拨历的前提。显而易见，到弘治年间，国子监对内部教学质量的整顿，实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办事、历事的办法，在此后还有其他一些变化。弘治十二年，令监生内府杂差，按照历事事例，一年满日上选。弘治十四年，奏准监生六科办事，照历事例一年满日上选。这种做法，其实是将本来只属于办事范围的事项，纳入历事的范围之中，从而使得监生的历事出身又有所宽松。

弘治十五年，大约是因为监生人数又逐渐回升，又令监生正历一年三个月者，减三个月；长差三年者，减一年。若监生愿意依亲，则照旧放还。[xvii]正德五年秋，令正历减四月，杂历减两月，长差减六个月。正德八年，又因坐班人寡，不敷差拨，令照弘治十五年事例，照旧历满，方与起送拨补。

但坐班人少的现象，并没有很快消失。嘉靖十年，在礼部尚书李时的奏请下，明世宗下令凡历事三个月，考勤之后，仍历一年。其余写本一年，清黄、写诰、清军、清匠三年。并要求以后入监的学生，“遵照祖宗监规，由广业堂肄业，以渐升至率性堂，然后积分，量与出身。果有才学超越异常的，取自上裁擢用”。于是减去正、杂历名额135名，添正历为15个月、杂历12个月，而长差则增至36个月。[xviii]

减额、添历的做法，比较有效地限制了坐堂监生的减少。而在此同时，明世宗又在嘉靖十四年重开纳银入监事例。所以到嘉靖十五年，在监监生的人数有开始增加，以致又有壅滞之叹。故嘉靖十五年八月，又重新将历事、办事的时间恢复到先前的时间，并同时恢复了减去的历额。

拨历在嘉靖年间还发展出了新的花样。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四载嘉靖二十年吏科给事中李泰上书，已经提到要整顿监生请人替代历事的事。据此推断，在嘉靖二十年以前，监生历事已经发展到可以化钱雇人代役的程度。又《明太学志》卷七记载：

且近复开赎历之条，取代益速。正历或觅人以冒役，而杂历惟输写本之值。祖宗作人之法，亡失殆尽。正历可冒，遂使贫而自历者苦流等之非人；杂历输值，是以太学所养之士而供诸司顾役之需。此皆前代所未闻也。

所谓“杂历输值”，指的是可以用钱来替代自己去历事。根据这里的说法，似乎这种做法还是被公开允许的，否则“开赎历之条”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隆庆、万历以后，历事之法，依然依据监生在监的人数多少而予变换。如隆庆五年、万历元年，因恩贡导致监生人数增多，于是又请求增历。[xix]万历二十一年，北监司业周应宾题请定拨坐班月日、并长差、均杂历、裁革短差、严促久旷生徒诸事，得到批准。其中规定：凡长差、杂历，坐班之日，新纳监的为一年，旧纳监的为五个月，岁贡生为四个月，举人、官恩生皆为一年，而后由吏部分拨，通融均派；而写本等项监生，也必须亲身历事，不许请人代役。凡御马监、天财库短差，除举人、官恩生、岁贡生坐班日少俱不准拨外，旧纳监者坐班三个月、新纳监者坐班六个月，方准拨历。[xx]根据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到万历中期，国子监中拨历的周转时间，已经不超过一年了。可以想见，在此之前，国子监学生坐班的时间，实际比这还要少得多。

历事本身，原本是因为担心监生只注重书本，不了解实际工作的情形，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未来官僚实际工作能力的做法。但到后来，监生除科举外，非历事，不得授官，使得历事成了监生出仕的必经之路，于是历事就成为一种形式。由于历事、办事监生通常需要协助处理政务或从事一些杂物，国家乐此不疲，事实上是利用历事、办事监生的劳动而减少官、吏的数量，从而减少一定的财政开支。但不幸的是，历事、办事在监生获得做官资格上的重要性，使得追求尽早历事、办事比追求更好地学习更受重视，历事、办事就由原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干扰国子监教学质量的最大因素。

2、差遣历事的类型及其数量

明代国学监生的差遣历事，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历、杂历和长差。正历、杂历、长差的内容、人数和时间，在不同的朝代并不完全一样，在南京和北京也有所不同。

根据有关资料，弘治以前，南北两监的差遣、历事的名额可作如下划分：

图表 15  明代监生历事名额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