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按：本文作于2000年，后在此基础上撰《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于文中各问题及统计均有进一步申述和订正，部分统计成果见本站“耕余琐记”中2004年所传两表。2006年5月30日补记。】

（这里节录的是原文的第一、第二部分，其余因表格太多，阅读不便，故予省略.有关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现今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显而易见者，则为统计数字的不统一。如何炳棣先生（Mr.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610人；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452人。本文即为修正各统计数字而作,并连带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今节刊于此，以为研究者使用明代进士统计数字之参考。附录：明代各政区进士分布总表）

【内容提要】地区进士人数的多少常被视为地域文化发达与否的一项重要指针，但历来对明代进士的统计都存在着问题。本文正是在纠正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并对进士数量与地域文化教育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简单评论。

【关键词】进士  地理分布

在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才地理的研究中，进士人数地理分布的高低常常被视为地域文化发达与否的一项重要指针。而明清进士因其名单保留的相对完整，又总是得到优先关注。但是，迄今为止，有关明清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并没有一个完整而权威的统计数字，不同论着零星涉及的统计结果往往互不相同，也实在让人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为此，本文故特择明代进士为例，对其地域分布进行详细的统计，以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资料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著作或文章涉及[i]。著作方面，较早的代表作当属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在该书《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一章中，陈先生以人才分布图的方式直观地表现了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情况。文章方面，涉及较多的是缪进鸿的《长江三角洲与其它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年第一期)、黄明光《明代湘桂川滇黔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科举状况探议 》(《民族研究》1994年第五期)、范金明《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北京《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此外，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代教育制度》则对明代进士的州县分布提供了详细的统计数字[ii]。虽然这些研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们并非不存在问题：

其一，除《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外，其余论着均没有或较少提供明代进士在全国各州县的分布状况。以陈正祥先生的著作为例，除一张人才分布图外，涉及明代进士地理分布问题的论述相当少。即以该图而论，陈先生仅以圈点的大小来表示进士人数的高低，并没有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也没有提供详细的统计原则。这一点，显然影响了其图形的利用价值。

其二，除陈正祥先生的著作没有明确注明依据何种版本的资料进行统计外，其余的论着用来统计的资料主要是朱保炯、谢沛霖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称《索引》)。应该说，《索引》的编制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核对了《明登科记》，并从各省《通志》和其它地方志中搜罗了不少材料，更显示了编者对完善《索引》的认真态度。但《索引》在编制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索引》忽略了府一级行政单位，从而导致一些同名地区的资料无法区分。如江西广信府和吉安府均有永丰，陕西延安府和巩昌府均有安定，四川保宁府巴县（正德九年改称巴州）与重庆府巴县在正德九年（1514年）以前名称相同，湖广的安陆州（嘉靖十年升为承天府）和安陆县（属德安府）不是一地，直隶清河、直隶通州有南直隶、北直隶的区分。这几个地区的进士人数共有数百人。

其次，有些人物《索引》未完全编录。如崇祯七年第二甲第7、8、9、10、18名，《索引》附录的《进士题名碑录》有，而《索引》正文无。查原刻本，此数人被挖去。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索引》在原刻本搜罗的基础上补入了不少人物，但仍缺50人。实际上，此50人中，有47人[iii]可以从明人文集、地方志和其它书籍补入。而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山西太原府代州进士张崇礼、崇祯十三年(1640年)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进士张潜夫被遗漏，弘治九年(1496年)直隶上海县进士张鸣凤又重作张凤鸣，崇祯十六年（1643年）山西进士张鋡题名录中原有，又据《山西通志》补张铃（《山西通志》其实作张鋡），均有失准确。

第三，由于编者判断错误，从而导致对进士籍贯地的误题。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潘应斗，《索引》籍贯作福建武冈州，查原刻本，则作“福建保庆府武冈州”，然明代无“保庆府”，而湖广有“宝庆府”，且武冈州也在湖广。查《湖广通志》，本年进士有潘应斗，武冈人，可见《索引》和原刻本所题籍贯均有错误。又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孔贞时，《索引》乡贯题作江西建德，原刻本作“应天府句容县儒籍佥充江西抚州所屯田，建德县人”，按明代南直隶、浙江有建德县而江西无建德县，查《江南通志》，本年进士有孔贞时，作句容人，可见《索引》亦为误题。再如成化二十年(1484年)陈杰，《索引》户籍作福建漳浦、乡贯作“直隶镇海卫”，查原刻本，作“福建漳州府漳浦县民籍，镇海卫人”。按明代直隶镇海卫在南直隶太仓(直隶中军都督府)，而福建镇海卫在漳浦(隶前军都督府下福建都司)，《索引》显然将乡贯误题。再如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敖宗庆，《索引》籍题作贵州思南府，查原刻本，作“贵州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按水德江长官司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改置安化县，脱去诸字，显然不妥。

第四，由于其它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如成化十七年陈勖，《索引》作山东军县，原刻本作“山东兖州府单县”；嘉靖十四年李秉仁，《索引》作河南丰城，原刻本作“河南汝州宝丰县”。仅这一类的错误，据笔者粗略统计，《索引》中就有20余处。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将《索引》作为统计样本都还有可以商讨的地方。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各种统计，其准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在统计方法上也还有可以再行探讨的地方。明代进士题名有户籍和乡贯的区分，二者有相同者，亦有不少相异者。特别是在户籍类型属于军籍、官籍的人物方面，户籍所在地与乡贯不同一地的情形更为常见。这种情形的存在，使得根据户籍所在地或根据乡贯来进行统计，在地区归属上就有不少差异。

以乡贯来统计 [iv]，其存在的问题，就是把生活、教育以及参加科举早已与本贯无关的人物计入，从而导致统计的不确切。举例说来，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贺钦为辽东广宁后屯卫籍，浙江定海人。但实际上，贺钦的祖辈才属于真正的浙江定海人，因戍边而家于辽东，后占籍广宁。贺钦本人则在天顺七年(1463年)以《易经》而魁山东乡试。[v]又如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王春为辽东广宁左屯卫官籍，直隶抚宁人。据《嘉靖辽东志》卷六《宦迹》载：王春，“其先抚宁人，曾祖信从靖难有功，授羽林前卫指挥，遂徙居京师。后谪居辽东广宁左屯卫”。王春之子王道中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则题武骧右卫官籍，直隶抚宁人，可见王道中的生活、学习显然与抚宁没有多大关联。再如成化十一年孔斌为辽东广宁中屯卫旗籍，浙江萧山人。但据《嘉靖辽东志》，孔斌在成化间由辽东贡入国学，故孔斌的学习也显然和乡贯地浙江萧山无关。又如成化八年(1443年)高升、正德六年(1511年)高文豸为父子，但高升题辽东定远中卫军籍，辽阳盖州人；而高文豸则题辽东定远中卫军籍，山东黄县人。成化十年(1474年)佟珍、正德十六年(1521年)佟应龙为父子，而前者乡贯题山东青州府，后者乡贯题直隶山阳。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崔哲为崔胜之孙、崔鉴之子，崔胜为定辽右卫指挥使，崔鉴为开原参将，但《题名录》崔哲却题辽东定辽右卫官籍，河南杞县人。[vi]再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刘缨，《题名录》作直隶苏州卫籍，江西新淦人，按《江西通志》无刘缨，而《崇祯吴县志》卷四十本传则云刘缨“其先清江人，以尺籍隶苏州卫，补县学生。成化辛卯领乡荐，戊戌登进士第”，可见刘缨的学习和科举均与江西无关。更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李梦阳(明代文学家，号空同子)，《题名录》作陕西庆阳卫籍，河南扶沟人，而现今的各类人物辞典皆以之为陕西庆阳人(今甘肃境内)。此外如正统十三年(1449年)的陈鉴、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齐宗道(《嘉靖辽东志》卷六作陈宗，字宗道)等等，也同此情形。[vii]因此，按照乡贯来对各地的进士数量进行统计，对以上诸人显然不适用。

同样，以户籍所在地来统计，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科举考试中的冒籍、寄籍状况现已无从查考，故统计时无法对是否本籍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原《题名录》本身的残缺或错误也会导致统计的不确切。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王铉，《索引》作山东黄县籍，辽东定辽左卫人。原刻本同。但《嘉靖辽东志》卷六《科贡》作辽阳人。按明代定辽左卫属辽东都司，洪武十年设，驻辽阳。可见《题名录》和《索引》有可能将王铉的户籍地和乡贯地颠倒了。[viii]又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王家植，《题名录》作山东济南府滨州军籍，忠义后卫人。《山东通志》（四库全书本）卷一五科举题名、卷二八本传均云滨州人。按忠义后卫在北京，根据《题名录》对卫所进士题名的惯例，本条的题名也可能倒置了户籍地和乡贯地。

试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来将这些人物的籍贯予以准确区分，也是非常困难的。笔者曾仔细核对了《四库全书》中《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中的进士名单，发现地方志中的舛误实在太多。比如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查懋光，《题名录》作太医院籍，直隶长洲人，《江南通志》两出，一作长洲人，一作休宁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葛禬，《题名录》作锦衣卫籍，浙江嘉兴人，《江南通志》作合肥人，《浙江通志》作嘉兴人。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尚絅，《题名录》作河南睢阳卫人，《浙江通志》成化五年作秀水人、弘治六年（1493年）作嘉兴人，《河南通志》作睢阳卫人。而戴春、唐欢、李翔、龚恺、李昭祥、李叔春《题名录》均作直隶松江府上海人，《江南通志》却作华亭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曹心明，《题名录》作河南归德府商丘籍、山东人，《河南通志》卷四五科举题名、卷五八本传作商丘人，《山东通志》则不见记载。至如曹端、陈振之、樊城、贾显等等《题名录》中没有记载，而各省通志中却有姓名的人物（据笔者粗略记录，仅上述四《通志》中，这类人物就有136人），也显然会带来统计上的问题。虽然各省通志不代表方志的全部形式和内容，但从笔者多年来查阅方志的经验看，上述这些问题也同样会存在。因此，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来区分进士的籍贯，也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由于地方学校的学生以及科举的考生均以户籍所在地入试，在一般情况下，户籍所在地就是考生生活、学习的地方，所以户籍在区分考生的地区来源上显然较乡贯更能够反映考生来源地区的教育、科举等的实际情形。从这一点来说，根据户籍而不是根据乡贯来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也许更可取一些。

上述这些方面，都表明对明代进士地理分布问题还有再行研究的必要。

二、统计原则的确定

本文的统计，以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刻《历代进士题名录》（下称《题名录》）中的明代进士题名录为基本依据，并参照《索引》以及《四库全书》中各省《通志》的有关记载进行。统计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为便于将来其它研究者的取舍，本统计以户籍所在地和乡贯分别进行。各表中的“户籍”代表根据户籍来统计，“乡贯”代表根据乡贯来统计。

第二，各地区的归并以《明史·地理志》的政区划分为准，其对应的当代行政区不予注明。凡改名、合并的地区，其进士数归入改名、合并后的地区内[ix]；凡拆分的地区，其进士数因不能一一区别，故仍按题名录原有籍贯统计。

第三，由各都司卫所中式的进士计入都司卫所的驻地。驻地的确定，依据《明史·地理志》、《明会典》、《明一统志》(《一统志》用《四库全书》本，因天顺刻本不能反映明代政区后来的变化)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东、陕西地区则参考了其它一些方志。

第四，由各王府中式的进士，计入王府所在地。

第五，由锦衣卫、太医院、钦天监等中式的进士，除明确指明为南京所部者外，其余一律计入北京，并各以相应名称立目。

第六，考虑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辽东都司等地在清代行政区划上的变化，对这些地区的卫所、宣慰司等进士的统计保留了部分卫所名称。其中辽东都司单独出表。

第七，进士统计到州县，不能具体到州县的，以所在府名立目。

第八，《题名录》中漏缺的一些进士，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考订补入。其中洪武十八年补入47名，有14人考订出确切籍贯；崇祯七年第二甲第7、8、9、10、18名进士的籍贯也予考出。这些人物均相应补入各地的统计中。[x]此外，《题名录》中进士籍贯的题写错误，也尽可能根据其它资料进行了纠正，不能确证的，则予存疑（在该地名右上角加*号以别之）。

附录：明代各政区进士分布总状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