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代，松江书画之风极盛。如曹贞素、张远、沈月溪、任仁发、金铉、王一鹏诸人以擅画知名，沈度、沈粲则以书法著称。有此传统，故明代松江以书画名家者代不乏人。明中叶以后，在元末形成的山水画派――吴派――渐趋兴盛，最终雄踞了明末画坛。这其中，出自松江的人物就有顾正谊、赵左、陈继儒、沈士充等人，而董其昌更是个中翘楚。

当然，董大人的无恶不作，也非“没来由”。其子董祖源之妻，正是华亭另一名人、另一恶霸、嘉靖时内阁大学士徐阶的玄孙女，又是万历时期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外甥女。而董其昌本人，则是内阁大学士许国所取中的进士，并同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之子王衡有着亲密的交往。盘根错节的关系，确也有理由让董其昌藐视众生，以致虽然已过“耳顺”之年，其修养却愈来愈远离“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董其昌一生为后代留下的书画甚多，其《关山雪霁图》、《秋兴八景册》、《江干三树图》、《山川出云图》、《山居图》等等，均属明末山水画的巅峰之作，素来为鉴藏家所宝贵。唯声名久著之后，索画者多，董其昌往往请人代笔。故传世号称董其昌的画中，亦多有非董氏之自作者。

参考书目：

歪脖树上挂着的那位皇帝，既不会“庄”，更无从“烈”，正是他的祖先和他自己的统治，将他送上了投环的道路。不过，同在十几年前被他亲自下令磔死的袁崇焕相比，崇祯皇帝的死也许还算得上是“得其所哉”了。但袁崇焕的死，却是大明江山从摇摇欲坠快速走向灭亡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因袁崇焕的屈死而饱受株连，却又目睹明代灭亡的一个人，就叫做钱龙锡。

然而，自古小人之结党营私，也总是道貌岸然地打着大公无私的旗帜，一方面是招引同类，另一方面则以门户结党的罪名排斥异己，凡对自己略有不敬的人，也将之逐出党外。钱龙锡不即不离的态度，最终惹恼了阉党。天启五年十二月，钱龙锡由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标志着他同阉党关系的变化。作为这种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天启六年九月，钱龙锡被削去官籍，追夺诰命。

古语云：“祸兮福所倚。”钱龙锡被阉党逐出门墙，反而使他得以避免同顾秉谦、崔呈秀诸人一样的下场，并给他本来黯淡的仕途带来了一线曙光。天启七年十一月，即位不久的崇祯皇帝在处置了魏忠贤后，开始考虑辅佐自己平治天下的人选。在将如此大事交给一项如同抓阄一样的做法时，崇祯皇帝的金筯首先夹到了写着钱龙锡名字的纸团。幸运的钱龙锡由此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并在不久之后，晋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

事情起因于辽东经略袁崇焕擅杀皮岛总帅毛文龙。崇祯元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在进京朝见时，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许下了“五年复辽”的诺言，由此请得了尚方宝剑，获得了先斩后奏之权。当是时，毛文龙镇守东江，不仅滥用军饷，纵下抢掠，而且虚报战况，冒功请赏。袁崇焕在京时，就曾向钱龙锡透漏了除掉毛文龙的想法。到辽东后，袁崇焕又请求文臣督办军饷，而毛文龙拒不从命。于是在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以十二大罪名杀掉了毛文龙。在随后的奏疏中，袁崇焕声称曾得到钱龙锡的默许。然而清兵强烈的攻势，不仅使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希望落空，而且在崇祯二年十一月直逼北京。这年十二月，误中清人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御史高捷和史（范/土）趁机罗织罪名，将钱龙锡拴上了罪案。倒运的钱龙锡在做了两年内阁大学士之后，被迫告病还乡。

呜呼！一钱龙锡，既不能于魏忠贤在世时如杨涟般痛劾其罪，亦不能于魏忠贤死后如倪元璐般疏通清流，独机缘凑巧，参定逆案，乃至为群小衔之如斯，几至客死。自古小人当道，谋私之外，又何时顾及国之安危哉！而世之不能坦荡从政，乃至交结小人而谋一官半职者，钱龙锡独非其鉴欤！

参考资料：

在明代，状元通常直接授为翰林院修撰，一个官品为从六品的职位；并通常在九年任职期满后，升为詹事府中允官（正六品）。对唐文献而言，仕途的阳光，在开始的时候似乎只照在了他的脚背上。在做了十年的修撰后（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他才被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不过，在此期间，唐文献不仅在万历二十二年充任皇太子的讲读官，而且在万历十七年和万历二十三年两次充任会试的同考官。这两份工作，一个是教给未来的皇帝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个则是为国家选拔英才，都算得上是责任重大了。

仕途的阳光在唐文献升上右中允后很快地移到了他的头顶上。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唐文献被升为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兼翰林院侍讲。但不争气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给唐文献造了点麻烦。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唐文献不得不请求回家调养。

很显然，这位昔日的状元，在当时应该是颇有名气的。所以当万历二十七年皇帝打算纂修自家的族谱（玉牒）时，唐文献就被想了起来。还未动身（万历二十七年八月），他就被升为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并掌管右春坊的大印。半年以后，他被转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本坊事。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唐文献第三次充任会试同考官，并在事后被内阁推举为经筵讲官。这年九月，又被推举为皇长子的讲读官。三个月后，他被升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很快被增补为东宫侍班官。

从右中允到少詹事，一般人通常需要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唐文献却只化了五年。洒满阳光的仕途，甚至在他为解救郭正域而得罪大学士沈一贯后，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大匠诲人，不以规矩；大奸杀人，也不用刀枪。郭正域得罪了沈一贯，于是拍马者就动足脑筋要除掉他。首先是御史钱梦皋疏劾郭正域陷害亲藩，明神宗在万历三十一年八月罢免了郭正域。而后在这年十一月，大学士朱赓在自己的私寓门外获得一本书，叫做《续忧危竑议》，内中牵涉到太子废立的事。沈一贯正自对郭正域痛恨不已，而沈鲤又大有取而代之的样子，所以沈一贯就想利用此事将沈、郭一并除掉。御史钱梦皋、康丕扬等人趁机罗织，企图将事件强加到郭正域身上，并进一步牵连沈鲤。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案子迟迟不能定下。

在这个时候，唐文献和同僚杨道宾、周如砥、陶望龄一道去见沈一贯，隐隐指斥他有意想杀郭正域，并劝沈一贯早点了结此案。最后，在皇太子的直接干预和唐文献等人的努力下，万历三十二年四月，郭正域得解狱回家。而唐文献也终究因为此事同首辅沈一贯结下了“梁子”。

在此期间，唐文献不仅在万历三十一年四月被升为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十一月受命充任东宫讲官，而且在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被升为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并照旧兼职，还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出任会试主考官、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以原官协理詹事府事并教习庶吉士。未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学士的位置，似乎已经在向唐文献点头微笑。但不幸的是，生命却没有赋予唐文献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授任教习庶吉士几个月后，唐文献就告别了人世。死后不久，他被赠为礼部尚书，又在天启元年获赠太子少保，也算是对他灵魂的一种安慰了。

仅在仕途经历了二十年的唐文献，看样子该是个书卷气颇浓、且心地忠厚的学者型官员。虽然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大鸣大放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千古流传的短句鸿文，但他终究也没有刻意去巴解权豪，乃至为虎作伥。倒是一生教育子弟要儒雅俭朴，总让人对他平添几分敬意：

说到“四铁御史”冯恩，现代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但说到董其昌，知道的人恐怕就屈指难数了。冯恩因为痛斥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和都御史汪鋐奸宄不法而险些被摘掉脑袋，亦因此被当时人称为口、膝、胆、骨皆铁的“四铁御史”。但即便有史家的索隐钩玄，冯恩的名字在后代依然传之不远。董其昌因为在万历四十四年纵容其子逼死庠生范昶并凌辱范母冯氏，而被人称为“兽宦”，但却因他的书画之才，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代都卓著声名。冯时可就是这个四铁御史的第八个儿子，也就是那个范昶之母冯氏的同族人。

冯时可，字元成，号文所。约生于嘉靖二十年左右，约卒于天启初年。隆庆五年进士。万历中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正五品），万历三十七年升为云南布政司右参议（从四品）。其后再升为湖广布政司参政（从三品）。万历四十五年被降为贵州布政司参议，后因事罢归。

同乃父相比，冯时可的一生似乎太过于平淡。传记家屡屡称道其为张居正门生却不阿附张氏，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倒是有一二小事，却颇能说明冯时可一生的趣味所在。

据小说家言，冯时可往贵州上任时，曾经养了一只鹦鹉。鹦鹉学舌，本亦平常。冯氏家的婢子却利用这一点，让鹦鹉称冯妾为“夫人”。夫人与妾，名分悬隔。所以当冯时可听说了这件事后，乃告诫鹦鹉说：“今后切莫再如此称呼了！”而鹦鹉居然听从了冯时可的话，无论婢子如何诱惑，却始终不再呼之。妇人心胸，终究狭窄。当冯时可抵达益阳时，适逢大雪。其妾乃置鹦鹉而不顾，可怜的鹦鹉最后竟被活活冻死。冯时可得知此事，不无感叹地说：“‘直如弦，死道边。’于人如是，于鸟亦然。”盖东汉童谣，道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冯时可乃借此以自况。其一生总是任职于边徼蛮荒之地，大概也正是源于他的“直”吧。

虽然前后做官，冯时可却不象董其昌般经营财产，相反，他不仅将田宅让给兄弟，而且连润笔所得，也往往周济寒流。亦因如此，其家徒存四壁，乃至客来设席，桌椅尚需向邻居相借。独一生爱好诗文，苦中作乐。有一回，其妾嘲笑他说：“相公日日沉溺故纸，但不知何日赴举应试？”冯时可笑着答道：“噫嘻！想我一生贫困，正是因为曾经去参加了科举！”

此外，作为范昶之母冯氏的同族人，万历四十四年，当董其昌在家乡倒行逆施时，冯时可亦曾同兄弟和族人一起上书为冯氏鸣怨。虽然同乃父相比，这个举动在“壮怀激烈”的成分上不免有些逊色，但多少也体现了正义的呼声，让后人重新感受了一下“天道人心，公理自在”这句话的份量。

参考资料：

《明史·冯恩传》附传，神宗实录，《五茸志逸》，《云间杂识》。

同在中央需要把眼光放到治国大计上略有不同，那个时候的县令，也不过做做铺桥修路、缉奸治盗抑或欺上瞒下、搜刮民财一类的小事情。许乐善似乎确实没有玷污自己“乐善”的名字，在郏县的时候，没有去老百姓那儿搜罗点什么，倒是将不合理的酒税减免掉了，并将破旧的县城城墙修整了一番。

大概正是因为有如此政绩，万历五年七月，在外做了六年知县的许乐善通过了吏部的考核，进入了都察院，并被试用为湖广道监察御史。由此机缘，许乐善有幸在“座主”张居正的身边工作。但傻乎乎的许乐善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拍一下座主的马“尻”，以使自己的官运变得亨通些。这年九月，张居正的老爷子有幸升仙，按当时的规定，张居正应该回家服丧。但这位张先生大公“为私”，生怕丢掉了已经握了多年的大权，心里着实不愿意回家。蠢动含灵，何况人乎？于是就有人联名上书，请求皇上留下张居正。御史们趋之若鹜，独乐善兄不愿署名，反而说了一通大道理：

又过了些日月，许乐善才被升为巡按直隶御史。御史的职责，是负责检查官员的风纪。然而那时的为官者，有几人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才智遨游宦海？不明“人性之弱点”的许乐善，大概还是想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治理国家，自然是碰得头破血流。根据记载，那个时候，直隶枣强县的县令仗着自己颇有后台，干尽了不法的勾当。许乐善不知那来的勇气，居然将这个县令绳之以法。如此做法，自然难得人缘，所以在万历十三年的十一月，许乐善以身体状况不佳的名义请求回家，得到了批准。

这一次，许乐善在家结结实实地养了近二十年的身体。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吏部向皇帝提出重新任命许乐善职务的建议，却没有得到批准。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六月，许乐善才被重招为御史，并执掌河南道。一年以后，再升为太仆寺少卿。这之后，许乐善又被转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并在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升为南京通政司的通政使。

命运似乎也不断同许乐善开着玩笑。上任没有几个月的许乐善似乎又没有处理好同上级的关系，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他又提出了回家养病的请求。虽然这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却使他成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

按照明代的官制，中央政府每六年要对在京任职的官员通行一次考核，叫做“京察”。万历三十九年，正值京察之年。但其时，明中央政府内部的斗争极其激烈。除代表清议的东林党外，还有以昆山人顾天埈、宣城人汤宾尹为代表的宣昆党，以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代表的齐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代表的楚党，以姚宗文、刘廷元为代表的的浙党。诸党相互附和，日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中，汤宾尹等人被黜，引起诸党不满。于是弹章四起，以攻东林。这年五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高节疏劾南京不职京官，许乐善勒名其中，被评为“物望不孚，操履多咎”。随后河南道御史张邦俊等人又弹劾之。三个月后，南京通政使易人，做了不足两年通政使的许乐善再度返回家园。

当万历三十九年京察时，御史徐兆魁因为不满于诸党的被黜退，将一腔怒火喷到了东林党人的头上。当是时，有一人针锋相对，上疏对徐兆魁的说法一一进行驳斥。史书上所写的这个人的名字是：吴炯。

干了多年的推官以后，吴炯被任命为兵部主事。那时的吴炯，似乎对仕途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不久就请假回家。这一回家，就呆了十二年。而后再出任为兵部主事，并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被升为光禄寺丞。

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将东林党人与其他诸党的矛盾推上了极点。在这次考察中，南北两京不少官员被黜退、降级，其中就包括了宣昆党的汤宾尹、顾天埈以及其他党人。于是御史徐兆魁上疏声称京察不公，并将原因归之于东林。在那份著名的奏章中，这位徐先生将矛头直指顾宪成，道是：

似此所云，则东林确乎扰乱社会秩序的奸党一个。只是由于这些说法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也就被人轻易地驳倒。而担当这一“道义”之责的人，便是吴炯。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举动，多少年后，吴炯又受到了魏忠贤走狗的打击。

万历四十年，吴炯终于再次获得了升迁的机会。这年四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但这位吴先生却没把这个官位当回事，没有到离家乡极近的南京去做官，却自己跑回了家乡。

但吴炯终究不是一个遗世入山的隐者，疏斥徐兆魁的举动就已经表明他有着相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家世的丰裕，又最终为他提供了再次报效国家的途径。

吴炯家居华亭时，也正是明朝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皇帝的奢侈、臣僚的贪污，早已将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明朝弄得腹中空空。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为筹措军饷，户部不得不建议向南京户部、兵部借三、五十万两军饷，并催取各地应该上缴国库的钱粮。就在那些个贪得无厌的官僚们巴不得还从这救命的军饷中捞一把的时候，吴炯却向国家捐赠了一万两银子，并说：

虽然这一万两银子离三、五十万两还相当遥远，但如果有钱的都拿出一些、贪官们少贪一些，也许大明王朝还有振兴的机会。所以吴炯捐赠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所捐钱款的多少本身。而那时的皇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吴炯捐款后一个多月，下令旌表吴炯。

然而辽事的紧急，并没有因为吴炯的捐款而得到缓和，而军饷的紧缺，也没有因为吴炯的捐款而得到解决。一年半以后，明中央政府又开始为军饷发愁，这一次，吴炯的捐款增加到了两万两。

这之后的吴炯，大概在天启年间出任了南京太仆寺卿。但那时候，“九千岁”魏忠贤正左右着朝政，有石三畏者，不去拍一个健康人的马屁，却在这个阉人的后边嗅得不亦乐乎。天启五年，石三畏禀承千岁“懿”旨，为包括万历三十九年在内的几次京察翻案。矛头所向，顾宪成自然难以逃脱。而由于吴炯在当年京察中上疏为顾氏辩诬，所以阉党石就告他“党庇宪成”，吴炯也就只好落职还家。直到崇祯皇帝继位后，吴炯才得以官复原职。

资料来源：

《明史》本传，神宗实录，县志。

大概对自己的能力不乏信心，上任方才两个月的林景暘，就对当时牵涉各方利益的科举考试进行攻击。在那份上疏中，林景暘共提出了“防透露、核互看、重后场、缉奸徒、剔蠹役、纠怠职、议省试、广制额”八条措施。除“广制额”外，其余七条都被获准实施。

但措施归措施，实行的时候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林景暘的意见，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最终得到了“检验”。就在那一年的考试中，当时的内阁三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的儿子都中了乡试，而张居正、吕调阳之子也在会试中榜上有名。这次考试，后来成为一些人攻击张居正徇私舞弊的有力证据。

不过，早已在万历三年转职的林景暘，也早已把精力转到了兵部左侍郎的职责上，所以也没见到他对这一届的科举发什么议论。万历四年八月，似乎没有吸取他在礼科大提改革措施却最终在实施时变种的教训，林景暘又对兵部的改革发开了议论。八条直接针对当时军队建设和两条针对户部粮饷发放问题的建议，都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首肯。虽然后来修的方志上称当时的“军政为之一新”，但这一点，却实在难以在其他的史籍中得到确切的证明。

虽然如此，那时的皇帝对林景暘似乎还是颇为欣赏的。在这之后不久，林景暘被委派巡视京营。尽心尽责的林景暘，在此期间，不仅请求降罢了一些不职的军官，而且在万历五年正月又针对京营事务上了几条建议，并且也依然获准实行。

在兵科兜了一圈之后，林景暘又在万历五年三月重新回到了礼科，不过，这次他是作为都给事中而返回的。上任不久，禀性难移的林景暘又对修于嘉靖时期的《宗藩条例》提出了修改意见。再过了一年，这位林先生因为不满于大臣上朝时仪容不整，又对之提出了批评。有趣的是，在他的奏章中，他是这样描绘当时朝臣的模样的：

这次的建议，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施，也已经难以知晓。只是林先生所描绘的这幅图象，在我们现代也不感到陌生，倒真不由得让人对那个悠久的文化传统敬畏不已。

迂腐的士人对着没落的王朝也总是充满信心，这种敬业的精神，在林景暘的身上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万历七年年初，曾经对科举大发鸿论的林景暘，又对即将举行的科举发了一通议论。但这年的乡试和次年的会试，却再次让林景暘的希望落空。就在那一届考试中，张四维的那个先前落选的儿子也荣登会榜，再一次向世人显示了做官的好处。所幸的是，林景暘又早在万历七年五月就被升为太常寺少卿，也多少减少了他对自己希望落空后的失望。

这之后，林景暘在万历九年得升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在万历十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卿。并由于他对皇朝的赤胆忠心，万历十年十二月，他的一个儿子获荫入国子监读书。大概也就在此后不久，林景暘即挂职还家。

神宗实录，县志。

王明时，字治甫，号后阳。万历五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冀州知州，后改任莒州知州。据说他在任的那一阶段，莒州“境内大治”。只是看一看那时候地方官们的传记材料，几乎没有一个人的政绩中没有“境内大治”这一条，而大明江山却终究没有因此而存在得更久些，不免让人怀疑这些个表达的确切性。而王明时是否真的得逢“明时”而没有辜负“治甫”的雅称，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这之后，王明时又被放外任，出知岳州府，还在赣州府做过官。万历二十六年，他才从赣州知府升为河南按察司副使。由于母亲年高，王明时乃请求归养。大概从此之后，王明时就未再出仕。

资料来源：

县志，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