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会”定义献疑

题记：本文原刊于《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近日翻阅原始资料，发现原来所据书之资料有数条标点错误者，致本文个别地方说法有误，故予更正重刊（删除、更正处以黑色标记出）。虽有此错误，然不害本文之立论也。本文所征引、参考之原材料，附于另页，读者可以互证，原材料中标点错误而与本论题无关者，已与删除。（上传日期：2002年7月14日）按此查看原始材料。

《教育大辞典·中国古代教育史卷》在解释“讲会”时称：讲会是“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名称最早见于宋朱熹《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诗”[i]。这一说法，被作为一种近乎经典的定义而为现今的不少教育史论著所使用，前后也曾见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申述。但这一定义真的无懈可击吗？窃以为非也。本文仅就笔者有限的读书所得，略申所疑，以求教于有关专家。

一、“讲会”词源

探讨一下“讲会”一词的词源，对确切理解“讲会”的含义也许会有些帮助。据笔者查阅，远在南宋以前，“讲会”一词就已经出现了，其用法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佛教“讲会”。这种讲会，至少在六朝时代就出现了。《法苑珠林》卷一0九引侯君素《旌异纪》记高齐初（480年或稍后）事：“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竖义，大有后生聪俊难问”云云[ii]。又明人所撰《朝鲜史略》卷二记载：相当于南朝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时，“新罗金居漆夫与百济兵击取高句丽十郡，以僧惠亮来。王以亮为僧统，始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虽然这里言辞或有夸张，以及所记非中国本土事，但至少可见，在六朝时代，“讲会”一词就已经出现了。

此外，在《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中，笔者也见到了类似的记载：唐懿宗咸通初（860年或稍后）特崇佛教，萧俛从弟萧仿上疏，有“陛下留神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开讲会，或手录梵策，或口扬佛音”云云。可以推知，“讲会”一词，事实上早已被佛教用来描述一些活动，决非书院形成后才产生的。

仅就以上几条材料来看，佛教的这种“讲会”应该是指一种讲经会或传法会，也就是以集会的方式向听众宣讲教义。这种“讲会”显然不是一个佛教“组织”。

其二，确切含义不详。北宋赵湘《南阳集》卷二一《冬至回宗室书》：“窃以气回阳律，斗位子辰，迎日景以命祠，亚岁仪而讲会。伏惟某官才高胄学，望重宗藩，夙敦信厚之风，克壮隆平之运。适丁令序，宜纳纯休。先垂庆问之仪，第切悚惶之抱。”以文义推之，此“讲会”大概是指每逢节日时大臣相互间的问候礼仪。即便不是如此，也决非一种“组织”。

可以看出，从“讲会”最初的用法上来看，它指的是一种以“讲”为中心活动的“会”（聚会、集会之类），也可以将它理解为“讲而会之”的缩略表达。虽然这种“讲会”与所谓“学术组织”难以挂钩，但佛教讲会的仪式，也不排除被后来书院“讲会”借鉴的可能性。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讲经会的确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性。

二、与书院相关的“讲会”

讲会何时与书院挂上钩，由于笔者未发现新材料，不敢妄断。虽然如此，《中国教育大辞典》中关于书院“讲会”名称及讲会组织始见时间的论断，也仍然有值得怀疑之处。

即便撇开上文所列几种“讲会”提法不论，仅就朱熹的诗文而言，最早提到“讲会”的也不是《白鹿讲会次卜丈韵》诗。理由是：根据此诗的内容，参照其他资料，可知它在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作[v]，时在淳熙六年（1179年）。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二《答胡广仲》却早有“讲会”的说法：

熹哀苦不死，忽见秋序，触绪伤割，不能自堪，时来坟山。幸有一二朋友温绎旧闻，且尔遣日，实则不若无生之愈也。钦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书。……此书附新清主簿杨子直方，因其入广西，取道岳前，属使求见。渠在此留几两月，讲会稍详，此间动静，可问而知。

据陈来先生考证，朱熹此信作于乾道六年（1170年），时朱子41岁[vi]。按朱熹在此前一年（1169年）丧母，本年春葬母于寒泉坞（故信中有“触绪伤割，不能自堪”云云），于墓侧立寒泉精舍[vii]。所以此信中的“讲会”，应该与寒泉精舍的活动有关。

尽管朱熹文集中有此“讲会”的说法，但它显然不是一种“学术组织”，而只是讲论聚会的意思。因此，如果仅仅在“学术组织”的含义上来解释“讲会”，则追寻“讲会”名称的始见时间，似乎不宜以朱熹的上两篇诗文冠之。

《教育大辞典》在此下又引黄榦《勉斋集》卷四八《周舜弼墓志铭》中的一段话，作为“最初之讲会组织”的证据。原引文稍略，兹据原书摘录原文如下：

先生（按：指朱熹）以孔孟周程之学诲后进，海内之士从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殁，学徒解散，靳靳守旧闻，漫无讲习，微言不绝如线。独康庐间有李敬子燔、余国秀宋杰、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帅其徒数十人，惟先生书是读，季一集，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复问难，相告以善，有过规正之。岁月浸久，不少怠。

可以看到，即便把这种学术聚会视为一种“讲会组织”，这种“组织”也和书院没有任何关系（“主者之家”显然不是书院）。从这一点来说，《大辞典》所引用的这条例证，实际上与其对“讲会”的定义是不一致的。

问题并不仅仅在此。“讲会”是否仅仅作“组织”解，还是可以(甚至更有可能)作其他解释，也仍然有着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定“讲会”应该是什么含义，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检讨“讲会”一词在相关表达中的含义。为便于讨论，兹罗列一些带有“讲会”字样的材料，编序如下：

第1条，元·同恕《榘庵集》卷十二《登义谷有怀郝复礼雷季正》：

器宇眈眈未可涯，霭然风度足雄夸。论交久已心相许，讲会应怜迹独赊。云断水涵天影阔，树分山带岸容斜。相思不尽徘徊意，一片归心逐暮鸦。

第2条，元·李存《俟庵集》卷二十一《德义堂铭》：

德义堂者，江阴州澄江书院讲会之堂也。书院盖州人蔡君某所建，谓其先宗闽人西山先生季通及其子仲默，皆师友考亭朱夫子者，而尝讲学于此，故祠事之。

第3条，《明儒学案》卷八《司务吕愧轩先生潜》：

时朝绅有讲会，先生于其间称眉目焉。

第4条，《明儒学案》卷九《征君王秦关先生之士》：

以为蓝田风俗之美，由于吕氏，今其《乡约》具在，乃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洒扫应对，冠婚丧祭，一一润泽其条件，行之惟谨，美俗复兴。又谓天下之学术不一，非亲证之，不能得其大同。于是赴都门讲会，与诸老先生相问难。

第5条，《明儒学案》卷二十七《文贞徐存斋先生阶》：

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双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甲寅，为自来未有之盛。丙辰以后，诸公或殁或去，讲坛为之一空。戊午，何吉阳自南京来，复推先生为主盟，仍为灵济之会，然不能及前矣。     

第6条，《明儒学案》卷六十一《宗伯吴霞舟先生钟峦》：

先生弱冠为诸生，出入文社讲会者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

第7条，《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时御史邹元标、冯从吾建首善书院于京师，攀龙时与讲会。

第8条，《东林列传》卷三《杨涟左光斗传》：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丁未成进士，授常熟县令。是时东林大兴，每遇讲会，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

第9条，《东林列传》卷十三《邹元标传》：

人生百年，自帖括青紫外，一无所闻，虽位极人臣，虚生浪死耳。既不许京师讲会，愿罢臣归田，以究所志。

第10条，《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十三《吕柟传》：

来学者益众。建解梁书院，选少而俊秀者，歌诗习小学诸仪，朔望令耆德者讲会，典行乡约。

第11条，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答袁节寰中丞二》：

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第12条，清·施润章《学余堂文集》卷十二《修葺水西书院记》：

自徐布政榜及赵太仆健殁，讲会寖辍，书院之兴替如此。

第13条，《学余堂文集·诗集》卷十九《鹭洲讲会歌》：

西江讲学之会，吉州最盛，中辍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复旧事，布衣野老皆许以客礼相见，会者近千人。

第14条，《清史稿》卷四八0《儒林一·高愈》：

仪封张伯行巡抚江苏，延愈主东林书院讲会，愈以疾辞。

第15条，《清史稿》卷四八0《儒林一·顾培》：

少从宜兴汤之锜学，……之锜殁，有弟子金敞。培筑共学山居以延敞，晨夕讲会。

类似的材料，在各类史籍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仅笔者所见及，不重复者就有50余条）。就以上15条资料而言，“讲会”一词均不是指所谓“学术组织”。以直接涉及书院的第2、7、8、9、10、11、12、13、14条言之，“讲会”指的是书院中会聚众人而讲学的活动，也就是第13条所讲的“讲学之会”[viii]。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上，第2条“讲会之堂”、第7条“时与讲会”、第8条的“每遇讲会”、第9条“不许京师讲会”、第10条“耆德者讲会”、第11条“风波生于讲会”、第12条“讲会寖辍”、第十四条“东林书院讲会”才能够在表达上与文义相贯通。有此诸证，可以发现，第1、6、15条的“讲会”，亦“讲而会之”之义，指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组织”。

需要辨析的是第3、4、5条。这3条都涉及到明代著名的京师灵济宫讲会，而灵济宫讲会又是研究者把“讲会”作“学术组织”解的有力证据之一。按灵济宫在福建，祀五代徐知证、徐知谔。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复于京师立庙，封二徐为金阙、玉阙真人，每月朔望有祭。每年逢皇帝生日、元旦、冬至，以及正月十三日、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九月十七日二徐及其夫人生辰，亦遣官祭之[ix]。不仅如此，京师灵济宫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官方认定的、群臣预先学习恭贺皇帝生日之礼仪的场所[x]。据此可见，京师灵济宫乃是一个入于祀典的道观，与一般的道观并不相同。由于有这样的一种背景，京师灵济宫是否可以容忍大批人聚集会谈，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撇开这一点不说，有关京师灵济宫讲会的记载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讲会为徐阶所创（第5条即指此），但据《明史·罗汝芳传》载：

（罗汝芳）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

又《欧阳德传》云：

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

这两条材料，直接可见的不同就是关于灵济宫讲会听讲者的身份。前者称之为“四方计吏”（进京接受政绩考察的地方官员），后者则称之为“四方名士”。如果联系到灵济宫本身的特殊地位，可以看出，前一条的表达应该更准确些，“四方名士”的说法，实在是传记家的溢美之词。而江右王门弟子胡直《衡庐精舍续稿》卷六《大理卿宋华阳先生行状》中所记载的一件事，也对此作了有力的旁证：

（宋仪望）寻转大理寺少卿。是岁，复当天下群工入觐，公率诸缙绅偕诸觐臣讲学灵济宫，亹亹多所发明。

问题正在于此。按照明代的官制，“（布政使）凡僚属满秩，廉其称职、不称职，上下其考，报抚、按以达于吏部、都察院。三年，率其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上面引文中的两个“入觐”，均指此而言。由于这种政绩考察每三年举行一次，所以由这些入觐者作为听众的讲会，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第一，从主讲者到听讲的成员都是不固定的；第二，讲会举行的时间集中于朝觐者在京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有此限制，我们可以看到，第5条材料中“癸丑、甲寅”讲会兴盛、“丙辰”衰落（癸丑至丙辰正好三年），与这种朝觐人物的离散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戊午何吉阳（何迁，字益之，号吉阳，）“自南京来”（注意：不是地方官员入觐，当时何任南京光禄寺少卿），才有重振灵济宫讲会的打算，因为次年又值地方官入觐。因此可见，京师灵济宫讲会充其量是地方官员入觐时讲论学术的聚会，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学术组织”[xi]。

甚至即以所谓“四方名士”言之，京师灵济宫讲会“赴者五千人”的规模仍然值得怀疑。理由是：如果如此众多的人同时听讲，则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他们的场所，而灵济宫是否具备那样的条件，是值得怀疑的。京师灵济宫即现在北京西城的灵境胡同，其建筑规模在明代时不会太大。据《春明梦余录》卷二0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中允廖道南请撤灵济宫神，改设历代帝王神位，配以历代名臣，礼部以灵济宫“所在窄隘”，建议另选地方。以此推之，灵济宫的建筑规模实在有限。而所谓灵济宫讲会“赴者五千人”，不应该指同时听讲者有五千人，而应该是指先后前来听讲者统共达到五千人。很显然，这种听讲方式，也不能以“组织”命名之。[xii]

因此，从史籍中“讲会”一词的词义来说，把它理解成“学术组织”是不妥当的。

三、以“会”命名的讲会

在史籍中，的确也有相当一部分“讲会”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江西著名的惜阴会、青原会等等。对于这些讲会，我们之所以能将它称为“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也是根据它们的活动特征、比照现代“学会”等名称而称名之，并不是指当时所称的“青原会”等名称中的“会”就可以作“组织”解。事实上，当古人使用“青原会”等等名称时，其中的“会”仍然只能解释成定期举行的学术或学业聚会(meeting or colloquium)。典型的事例如明邹元标《愿学集》卷四《康斋先生语略序》云：“丁巳秋，举青原会，少参吴公持新编《康斋先生集略》言于众曰”云云。青原会初兴于嘉靖年间，此“丁巳”乃万历四十五年，故所称“举青原会”，非建立一个学术组织，而是在青原举行一次学术聚会，如果作“组织”解，显然不符合材料的愿意。而如论者大提特提的“（胡居仁）归而与乡人娄一斋、罗一峰、张东白为会於弋阳之龟峰、余干之应天寺”[xiii]，也是指在龟峰、应天寺举行聚会，而不是指建立学术组织。

应该说，这类具备一定组织形式的讲会，的确容易导致对“讲会”概念含义的误解（把它解释成“学术组织”）。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实在是因为论者事先在头脑中认定了“讲会”是“组织”，却没有根据史料本身尤其是“讲会”或“会”一词的本来意义去解读历史事实。这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这类讲会常常被称为“讲堂”等（如“心斋讲堂”、“绪山讲院”）上得到证明。所谓“讲堂”、“讲院”，均表明这类讲会乃是由一个或多个著名学者开办的一个讲坛或论坛，其立意的重心在强调讲学活动的影响，而不是强调有诸如此类的“组织”。

因此，一定要套用现代的“学会”、“协会”之类的概念，而将史籍中的“讲会”等同之，对确切界定历史上的一些学术活动的性质实在没有多少帮助。

四、结论

综上可见，“讲会”不能定义为“学术组织”，它是以规范或不规范形式举行的学术聚会活动。就规范的讲会（如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的讲会，包括书院中的讲会）而言，它是指依据相应规条而举行的学术聚会活动过程的统称。

附带说及，《大辞典》“讲会”条最后云：“由此促使书院教学与社会学术活动结合，形成讲会式书院。”这里的“社会学术活动”的表达，与前文把讲会定义为“学术组织”似乎也没有在概念的内涵上保持一致。

注释：